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张全林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一场7.8级的大地震摧毁了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唐山，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4204个孩子成为孤儿。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来自全军各军兵种的10余万抗震救灾大军，风驰电掣般奔赴灾区。震后4天内，来自全国、全军的283支医疗队，2万多名医护人员，抢救、医治伤病员160万人次，创造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中国奇迹。从此，也固化了“派军队、派救援队、派医疗队”的地震救援“黄金法则”。40年过去了，一座现代化宜居的唐山新城在废墟上崛起，见证了中华民族心灵的挺立。

历史上的大地震灾难，最大的危害不是摧毁生命和财产，而是导致灾民精神世界的崩溃。无数过往事例证明，每遇重大灾害，有的人会消极沉沦，陷入强烈的悲痛无法自拔。而唐山大地震的惨烈，却塑造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充分展示了唐山人民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过程中的精神风貌。她属于唐山，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不断丰富和发展抗震精神内涵，对鼓舞当代、激励后世，将良益流长。

面对自然灾害的肆虐，除了需要坚守公而忘私的道德准则，患难与共的人本原则，百折不挠的抗灾冲锋，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更需要从法律层面打造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险机制，为受灾群体提供生产生活充分保障。在今天全面依法治国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这应该作为丰富抗震精神的题中要义。

我国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贫困人口日益减少。但是，由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致使“因灾返贫”非常突出。虽然原因很多，但我国的灾害救助体系不够完善才是主因。一方面，抗灾救济使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外援毕竟是有限的，也是不可预期的。而更重要的是，不论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还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救济模式，都不可能成为一种稳定而长远的风险共担机制。这就需要构建一种常态化的保险机制，来降低灾害遗患。

国外要求强制购买涉灾保险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多年的探索，灾害救助机制以保险为核心，走出了一条涉灾保险有法可依、由自愿性改为强制性的路径。由于民众投保的比例较高，所以灾害造成的各项损失，几乎都由保险公司来理赔，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要完善我国的灾害社会救助，必须强化立法，避免救助的随意性与权宜性。除了制定灾害救助法、保险法等实体法，还应同时制定社会救助程序法和地方性实施细则。比如，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就非常必要。所谓巨灾保险，是指由于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等所引发的灾难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给予有效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由于巨灾突发性强、风险结构复杂、损失程度大，仅仅依靠商业保险难以独立承担损失保障的责任，还需要政府出台兜底机制。在多向性模式下，万一出险，高风险可分流担承，若不出险，则承险方可获得一定收益。致力保险机制的完善，是丰富和发展抗震精神的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