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货币等宏观调控必须高度关注流动性冲击；在美国加息预期和中国经济减速环境下，为避免国内出现货币收缩，中国央行降息降准；当前货币条件“中性适度”，仍偏宽松，若货币宏观调控做得好，今年底到明年“金融将不会成为卡脖子的要素。”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日举行的“经济每月谈”活动期间，陆磊表示，必须高度关注流动性冲击，如果未来一直呈现境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变化延续到明年，中国央行仍将在流动性冲击环境下来安排好宏观调控。从今年前三个季度的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率看，当前总的货币条件“中性适度”，依然偏宽松。

对于流动性影响，陆磊有以下解释：

流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如果中国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进入到新常态是不可避免的，势必会出现过去在金融层面上或者是企业投资层面上的高回报时代的收敛，而这种收敛反映到货币和信贷层面上就会出现一个变化，就是说商业银行或者是投资者面临着的优质的融资方是不是还像以往那么多，如果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要关注货币层数会不会出现相应的收缩。大家知道，以往似乎这个社会充满了投资机会，未来如果这样的投资机会也是向下收敛的，我们就要关注货币扩张层面上会不会仍然像以往那样旺盛，也是正因为如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降息和降准，因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就意味着金融体系的可贷资金量上升，而在可贷资金量上升的情况下，融资成本随着金融机构总融资成本出现下降，就会有积极性向社会投入更多的流动性，这就是一个信用创造的过程。所以，基础货币加货币乘数，两者结合出来的结果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结果。因此我们说，做任何事情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假定我们看到了主要矛盾是外部怎么样、内部又怎么样，这是两个主要矛盾，我们抓住了，自然而然在宏观调控层面上就可以看到，基础货币怎么摆，货币乘数怎么改，这两者做好了，大家在2015年年底到2016年会出现，金融将不会成为卡脖子的要素。

在未来进入到“十三五”时期，陆磊认为，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应该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到主流的、可灵活调整的宏观调控的范畴。

宏观调控到底是调总量还是调结构？陆磊指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往往是总量性的，但如果是银行主导的宏观调控，传导机制上会带有结构性，并非完全的总量性。

陆磊认为，不能被结构锁死，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多的发展直接融资，在“十三五”末期、即到2020年，期望直接融资占全球融资的比重能够从现在的17%上升到25%，期望有更多总量性，而非结构性。

他还认为，在工具方面可能也应该有相应一些创新。包括中国在内，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提高宏观调控的透明度，通过与企业部门和公众的沟通进行预期管理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平台。另外，金融监管与宏观调控也高度关联。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不仅仅要进行顺周期的微观审慎监管，实行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对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高度重要。

上周五中国央行宣布存贷款基准利率双降，并宣布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在评论中提到，央行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是利率市场化的大势所趋。

马骏认为，今后要让金融市场和机构更多地使用诸如SHIBOR、短期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基础利率等市场利率作为产品定价的基础，逐步弱化对央行基准存贷款利率的依赖。同时，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疏通利率传导机制，让短期利率的变化(和未来的政策利率)能够有效地影响各种存贷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