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互联网贷款、消费金融市场都已不是跑马圈地的蓝海，而是优胜劣汰的红海。

　　2019年1月9日，浙江银保监局率先下发监管文件《关于加强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管提示函》，展开对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业务的整顿，核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核心风控环节不得外包;

　　城商行、民营银行属地化经营;

　　不具备互联网贷款核心风控能力和条件的银行，不得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

　　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

　　不得为无房贷资质的机构提供资金。

　　其实早在2018年11月就有市场传闻，部分金融机构收到了关于互联网贷款管理的文件。这次浙江银保监发文，正式拉开了互联网贷款强监管的序幕。

　　互联网贷款　　互联网贷款可以分为助贷和联合贷款两种模式。两种模式下，银行都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或第三方机构获客，差别在于：助贷模式为客户的贷款全额由银行发放，而联合贷款则是银行和平台机构按照一定比例共同为客户发放贷款。

　　本质上平台机构都是作为银行的获客渠道，而银行利用资金充裕的优势发放贷款。各取所需，实现“双赢”。

　　平台机构端　　平台机构尤其是头部互联网平台有海量的客户群，客户黏度高，单个客户的获客成本低。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行为数据，可以在某些维度刻画客户的信用水平。但这些机构的资金一般较匮乏。

　　通过助贷，平台机构把存量客户转化为消费贷款客户，是近几年平台机构把客户数快速变现的“捷径”。

　　前期，阿里通过旗下支付宝的花呗借呗，腾讯通过微众银行的微粒贷都在消费金融领域赚的盆满钵满。滴滴作为出行服务巨头，手持海量出行数据，2018月4月通过“滴水贷”这一产品正式涉足消费金融领域，这些出行数据对于放贷银行机构而言极具价值，将有效提升其风控能力，将成为市场竞争的制胜关键。

　　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滴滴订单总量及用户数分别达74.3亿单和4.5亿人。倘若有10%的客户符合滴滴的放款要求，加入放款白名单，这其中再有10%转化为真实借款客户，每人借款1万元，也就达到了450亿元的贷款规模。

　　由此可见拥有流量优势的平台在消费金融领域的爆发力，同时也显示了平台方对资金有着强大需求。

　　银行端

　　银行资金充裕，近几年大部分银行都出现个人消费类贷款(不包括房贷)增长匮乏的问题。主要原因是通过传统银行网点和零售客户经理获客效率低，成本高。

　　通过互联网贷款的模式，银行可以显著提高表内个人消费类贷款规模，顺应国家普惠金融的政策要求，同时此类消费贷款的利差明显高于对公贷款及传统零售贷款的利差水平，可以实现更高的利润。

　　另外，在一部分互联网贷款模式下，银行还会要求平台机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保证金及第三方担保机构、保险公司的履约保证，这样会进一步转嫁风险，提高银行自身的综合收益。

　　银行的“形式”风控　　由于获客端在平台机构，天然决定了银行对平台“引流”来的客户并不能做到充分了解。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的消费金融类贷款仅需借款人提供四要素验证(身份证、姓名、银行卡号、手机号)，并对放款时效有“秒级”的高效率要求，这决定了银行的风控往往只能做“形式上”的风控。

　　事实上，平台机构为了获得银行准入，往往需要通过“自主研发的风控模型”“大数据分析”等标签来向银行证明自己的风控能力。

　　做“大数据分析”，首先需要掌握用户在各个场景和类型的数据，这就不仅仅是单一维度能够满足的。

　　市场上有能力做到多场景、多类型交叉验证的平台，大概只有各个维度均有布局的大型互联网公司。而这样的平台，也只是屈指可数。

　　“自主研发风控模型”，这更加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大量长期的底层数据，且数据质量要好，不同类客户需要建立不同的模型，而成熟的风控模型下往往有几百个子模型维度。

　　假如平台方只是引用区区人行征信、三方征信的十几个变量而进行调整权重与打分，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风控。

　　所以，在大部分互联网贷款模式中，银行首先会慎重选择交易对手，对平台进行准入。选择了好的交易对手，本身的项目风险就降低了一半。

　　银行风险部门也会对平台机构的风控模型进行全面了解、验证，而自身内部的风控往往仅以人行征信和行内反欺诈模型作为“形式上”的风控手段。

　　这种风险只是满足监管对银行KYC的要求以及平台对银行放款时效的要求。

　　银行的非“属地化”运营　　浙江银保监下发的提示函还有一条重点：城商行、民营银行开展互联网联合贷款业务，应坚持“立足当地、服务当地、不跨区域”的定位。

　　这无疑会极大的限制城农商行的资金投资互联网贷款的规模和区域，互联网平台也有可能产生新的顺应“属地化”的互联网贷款发展方向。

　　微众银行在一开始选择“微粒贷”联合贷款行时，已考虑到了这种贷款属地化政策要求，基本在每个省、直辖市都选择了至少一家当地规模较大的城商行或农商行作为合作方。

　　这样做，一方面满足监管的要求，一方面可以在贷后、不良清收中有所帮助。这种模式也许会成为互联网贷款平台机构的思路。

　　助贷模式的终点　　以“微粒贷”“花呗”“借呗”“京东白条”为先驱的联合贷款模式，由于资产的优异表现，平台方并不会提供保证或兜底，但随着平台机构逐步扩展至非头部的机构，银行为保证自身贷款安全，提出需要平台找第三方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做保证或投保履约险。

　　由此，互联网贷款逐渐转变成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银行把风险敞口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往往需要平台机构反担保，进而把风险转移给平台方。

　　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中，保险公司作为一个有力的增信机构，使得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的交易对手更加下沉。

　　这也迎合了近年来消费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本质上是市场对消费贷款的强大需求，更是银行资金助推了这一波高潮。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在零售金融领域，这种资本驱动的先例，已上演多次。

　　回望发达国家的历史，美国、日本、韩国无一例外都经历过消费金融泡沫的兴起和破灭。而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消费金融载体更多是在信用卡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信用卡市场的繁荣一度成了解决韩国经济困难的灵丹妙药。但是，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为了实现快速盈利，韩国的银行并不对客户的信用程度进行充分审查就随意放贷，甚至很多无业者也能申请到信用卡。

　　到2003年，韩国的信用卡渗透率达到70%，韩国成人平均每人拥有4.5张信用卡。

　　这一时期，由于韩国经济形式较好，再加上个人风险的累积需要一定的时期，因此，银行的坏账率并不高，信用卡公司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随着韩国经济陷入暂时萧条，2002年韩国信用卡危机开始显现，当年信用卡公司出现了2616亿韩元的大窟窿。

　　2003年1月，信用卡公司赤字总额更进一步上升到4128亿韩元，一场酝酿已久的信用卡危机已不可避免。

　　当年9月末，350万韩国人未能按期还款，占韩国工作人口的16%，另外，信用卡欠款一个月以上的约有10%(美国仅为4%)，8个主要信用卡公司的坏账率达13.5%，面临破产威胁。

　　2003年11月23日，韩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公司获得2万亿韩元(合17亿美元)的紧急救援，得以避免破产命运，这已是两年来韩国第四家需要输血的信用卡公司。

　　为了重组，LG信用卡公司计划两年内削减9万亿韩元坏账，同时裁员2100名，占总雇员人数的25%。此外，公司还计划砍掉一半零售分支机构，以进一步削减成本。信用卡危机让韩国银行和韩国消费者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结语　　当一个行业成为暴利行业，机构们便会羊群般涌入，促使这个行业的利润率回到正常水平。牌照资源也许会为既得利益者筑起壁垒，维持一定的垄断利润。

　　但最终，浪潮消退时，没有核心竞争力的过量“产能”就会出清，上述过程可能在危机来临时快速发生，也有可能是在监管调控下有节奏地推进。一如P2P近10年来的兴起和衰落，为可能到来的信贷周期调整做出了预演。

　　中国的信贷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不乐观，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互联网贷款、消费金融市场都已不是跑马圈地的蓝海，而是优胜劣汰的红海。